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庄子是哪所大学毕业的?

一、关于庄子故里:宋人还是楚人?

1、庄子是宋人。

司马迁说,庄子是蒙人,曾经做过漆园小吏。

(1)庄子故里的蒙地,究竟在哪?

一般认为是在今河南商丘城东北的蒙县(今已撤县)。

商丘即春秋战国时代的宋国都城,已经被1970年代中美联合考古队已经考古坐实。

蒙地,在商丘城北不远处。前286年,宋国被齐、楚三国联兵灭其国、分其地,此地分给了楚国。但此时庄子已经去世了。

汉代在此设蒙县,魏晋大混乱时期荒废,此地仍有小蒙城遗址。

如果说庄子在此长期居住生活,则此为庄子故里不假。

但是到了后世,又有一个地方参与竞争,即今安徽蒙城县。

两地一北一南,相差约150公里,都有关于庄子的祠堂,以及大量衍生遗址、纪念碑之类。

清人凌廷堪,安徽人也,他说了句公道话,认为,这种地名混乱,是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晋室南迁造成的,当时很多北方地名都被挪用于南方,导致同一个地名出现在两个地方。到了唐朝,又删繁就简,又导致古地名被张冠李戴。

他的意思是很清楚,庄子故地的蒙,就是人家河南商丘蒙县的,咱安徽蒙城人就别争了。

(2)庄子曾经工作过的漆园,又在哪里?

一说在商丘东北的蒙县故城中;

一说在山东曹县,在商丘正北约40公里;

一说在冤句(古县名),则比曹县还要往西北约20公里处;

’ 一说在菏泽城北,则在曹县正北约40公里处。

一说在东明,在曹县北偏西约50公里。

总之是越说越远,但是距离商丘还不算太远,大差不差。愚以为庄子工作的漆园,应该距离其故里不远。之所以有这么多“据说”的漆园,大概是因为漆园是个比较宽泛的地名,好比今之苹果园,那里没有个苹果园啊?!

但又有说在安徽定远县,则在安徽蒙城县东南120公里以远。这当然是依附于庄子故里安徽蒙城说的,不可信。

由此又引发的一个问题是,如果漆园在今河南商丘还要往北,怎么会有漆树?漆树是亚热带作物啊。

竺可桢《中国近五千年来的气候变化初步研究》可做个答案。春秋战国直至西汉,黄河流域的气候比现在要热,会出现亚热带植物,比如竹子、梅树。司马迁《货殖列传》还记载今河南南部产漆树。

2、庄子与楚国的渊源。

值得注意的是,清代以后,有很多人试图论证庄子家世的楚国渊源。如晚清张佩纶就极力论证,庄子本是楚国人,祖上是楚庄王的后人,以楚庄王的谥号为姓,因为战国时期有好几个楚国大臣都姓庄,应该都是庄子的族人。

【按:到了东汉时期,为了避汉明帝刘庄的讳,庄姓大多改姓“严”了,取“庄、严”二字同义。】

庄子本人,或其父辈,或许是为了避难,北上搬迁到了宋国的蒙地。

张佩纶的证据,都仅限于间接论证,直接论据一条也没有,只能备此一说。

倒是能启发我们的一个联想:

在庄子时代的宋国都城商丘,东北方向约150公里,即是儒家文化中心曲阜,鲁宋两国向来有密切交往。

而宋都距离传说中的老子故里------今河南鹿邑县------更近,往南偏西不过50公里左右。

则宋为楚文化与中原华夏文化、道家文化与儒家文化的交汇地。

这种文化交汇,也反映到庄子的思想中:

一方面,庄子以老子为宗;对于孔子和儒家,常常使用一种基于外道视角的品头论足的口气。

另一方面,庄子整体上又以儒家为关注重心,有“明挤而暗助”的味道。

《庄子》书中提及老聃46次,提及孔子则多达86次,比老聃多一倍。且在《内篇》中的孔子基本上是正面形象;外杂篇则对儒家有正有负,但即使是负面评价,也是“哀其不幸怒其不争”的口气。庄子似乎是要以道家的魂,灌注于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建制派之中。

三、庄子是哪所大学毕业的?

            ------庄子学术成长环境之迷。

关于庄子更进一步的生活、学术成长经历,有关的史料极少,只能通过《庄子》书中的有限记载来推测。

他的生活,接近于一个大隐隐于市的隐者。

曾经有两次和君主的接触。

一次是前文提到的楚威王礼聘庄子,遭到庄子拒绝,理由是觉得当官如同被献祭的猪,不如在污泥里当乌龟来得自在。

另一次是说庄子见魏王,穿着粗布衣服破麻鞋,魏惠王不知道是嘲讽还是同情,说你怎么穷困潦倒成这样子了?

庄子说,这叫穷,不叫困。穷是外在境遇不好造成的,不是自己的错;困则是由于选择了错误的道路造成的。我属于穷,不是困。

又说宋国有个叫曹商的人,替宋康王出使秦国,在秦王和宋王处都得到了大量的赏赐,因此而发财了,来炫耀,被庄子狠狠嘲讽一番。

司马迁又说庄子的言论“洸洋自恣以适己,不为王侯所喜”,故而无从出仕。

可见,不论是他的立身处世态度还是他的学术观点,都使他难得高官厚禄,那就只好安贫乐道了。

而且庄子确实穷。书上记载,说他曾经向人借贷,结果被人漫应,庄子忿忿然反讽一番。

但是说庄子只是个隐士,又肯定不对。朱熹说:庄子眼冷心热,救世情怀很盛的。庄子心学在后世中国如同西方宗教,不知抚慰了多少人的心灵,避世隐者怎会生出这种思想呐?!

那么,又该如何理解这种矛盾呢?

我倒是觉得,以现代的观点看,庄子的个人旨趣和事业,说白了就是个搞基础理论的,他对世界的热心,就呈现在他的理论建构上。而从事基础理论的人,又只能是适当超脱现实,坐冷板凳,当然也缺乏即插即用的实用价值。

还有一个更值得注意的地方是,庄子立论的针对对象,既不是君主,也不是大众,而是士人,而且是和他一样追求学术旨趣的“知识分子圈”。

何以见得呢?

晚清胡远濬(xun)认为,孟子和庄子,都旨在救世之弊,孟子主要是反对逐利;而庄子则主要批判争名。

这个发现很有见地,那么,什么人对名的追求更有兴趣呢?

知识分子。如此说来,庄子的书,就是给知识分子写的。

由此推断,庄子的一生,必然是长期混迹于知识分子堆里,否则不会有这样的人生旨趣。

又,司马迁说庄子“其学无所不窥”,如果不是在学术圈子里面混,上哪儿窥去?!

又说,庄子把先世、当朝著名的宿学全都点评批驳一通。如果不是在学术圈混,他哪来这么大的激情,这么大的瘾头?!

由此就有一个问题,庄子是在哪个知识分子群里成长起来的?

在庄子时代,可能的知识分子扎堆的地方,一共有三个:魏国、鲁国、齐国。

(1)先说魏国。

孔子徒弟如子夏、子张、曾子等人,在鲁国及其周围建立了大大小小的教学点,形成学术圈子。

其中,子夏在魏国所属西河开业收徒,名气最大。魏文侯和宰相李克拜子夏为师,又有段干木、田子方参与其中,在魏国形成了知识分子圈。

但是,庄子不应该是儒家在魏国的教学点成长起来的。

因为魏国脱胎的晋国风气,向来崇尚权诈;从魏文侯开国到魏武侯、魏惠王,又都崇尚实用,是后来法家的发源地。而庄子的学术旨趣属于心性之学,从学术旨趣的熏陶来看,不像是从魏国教学点成长起来的。

而且还有个比较硬的证据是,惠施在魏国任宰相长达十五年以上,活动时间更长。但史料庄子到魏国是初次遭遇惠施,这说明庄子不是在魏国成长起来的。

庄子大约是已经在别处确立了自己的学术主张后,才到魏国找惠施碰瓷来了。后面还会专门说明。

(2)再说鲁国。

鲁国是儒学大本营,其中最继承师门的大概是曾子教学点,有人推测《论语》就是他编辑的。大名鼎鼎的吴起,也曾经是曾子的学生。

但庄子可能也不是曾子为中心的鲁国成长起来的,虽然庄子对儒家经典和孔门轶事极其熟悉,但鲁国的学术风气极其保守,极重师承关系,以吴起这样的优秀才俊,又对鲁国立有大功,居然因为有道德污点被轰走了。而以庄子行文中,总有一种站在高处对孔子和儒家指点点的心态,也不像是在这种学术氛围里培养出来的。

《庄子•田子方》里有两个寓言,说有个南方人,去齐国,路过鲁国,瞧不起鲁国的儒学,说其是“明乎礼义,陋于心知”,俨然是把孔子身后的鲁国儒生们看成是食古不化的书呆子。

(3)齐国的稷下学宫。

稷下学宫在齐国首都临淄西门外,是(田)齐创建的天下学术中心,最早或许在田氏篡齐(前386年)之后不久就已经开始了。在随后的齐威王、齐宣王、齐湣王三代,大约七十年的时间里达到鼎盛。而庄子与齐宣王同时。

齐国国力强盛,财源丰足,齐宣王招纳天下学者名士数十人,给予大夫(省部级)待遇,可以不参与政事,只管讲学、著书立说,互相辩论。这些学者都被称为先生,所给予的俸禄,可以养活手下数十乃至上百名门徒,齐宣王时代的稷下学宫,连老师带学生,人数多达数百上千人的规模。

这种纯粹的学术环境,在先秦绝无仅有。说先秦诸子百家争鸣,最容易找到画面感的地方,一定是齐国的稷下学宫。而在《庄子•天下篇》里记载的学者如宋銒、尹文、彭蒙、田骈、慎到,都是稷下先生,曾经在此进行过学术活动。

我一开始总怀疑庄子是在稷下学宫得到熏陶和成长,从而奠定了他的学术旨趣的。

但是后来倾向于否定这种看法。

我觉得庄子可能去过齐国观摩,可能还有过短暂的学术交流,但却不是在这里成长起来的,原因是《庄子》全文中,对齐国提到的次数很少,而且语气总是对齐国很隔膜的感觉,不似对宋国、鲁国、楚国那般亲近。如果是在这个学术圈子里出身成长的,应该在其文中有意无意地有更强烈的反映才对。

如果这三个学术中心都不是,那庄子又会是哪所大学毕业的呢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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